我和徐展堂先生認識顯然是因為收藏。當年徐先生是藏界叱咤風云的大腕，出手很重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國人還不知收藏樂趣之時，香港拍賣大都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日本人想要的東西基本上沒中國人插手的份。我那時年輕，人窮志短，只能站在拍賣場上作壁上觀。一次在與日本人競拍一件瓷器時，徐先生的堅定使價格扶搖直上，當最終價格突破千萬而落槌時，滿場掌聲雷動，徐展堂先生因此獲得“抗日英雄”的雅號；回顧這一幕，我仍不免激動，但徐先生此時已駕鶴西歸。

徐先生年長我十四歲，我三十幾歲時他已近五十歲了，初次見面時我還是明顯感到年齡差的壓力。尤其那時改革開放時間不久，國內與香港的差距明顯，我去香港住宿吃飯都要算計，徐先生卻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、國際知名的大收藏家了。他不知怎么聽說的我，托荷里活道的古董商約我見一面，在一個微風和煦的春天上午，我被朋友領進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辦公室，他一見我就笑逐顏開，令我在緊張中放松。

后面的事就是聊天，話題當然是中國文物。我是個能說的人，一遇知己就滔滔不絕，攔都攔不��；那天很快就到午飯時分，徐先生告訴我已訂好房間，設“便宴”招待我。那頓飯吃的什么我一丁點兒都回憶不起來，甚至連哪家餐廳都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我們邊走邊說，上電梯，在嘈雜的餐廳大堂中穿越，沉浸在知音得覓相見恨晚的快樂之中。

徐先生的背景我是后來慢慢了解的。他告訴我他早年在廣州高第街市場還買過清代的青花盤子。只一點讓我新奇。逛地攤我一直以為是我們這等平民的樂趣，誰知徐先生這樣的富翁也在地攤撿漏。每個人的收藏無論起點高低，逛地攤都是個說不清楚的樂趣。其實人生多數時間是不需要高高在上的，居高臨下不是人生一個好的態(tài)度。

態(tài)度往往能決定人生的取舍，取舍又能決定人生的走向。按說一個人成為富翁后很容易先暈一下子，多數人借此就暈下去，暈一輩子，可聰明人會很快從暈勁兒清醒過來，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做什么，財富是個什么東西。

用上千萬元買一件心愛的東西，這東西只能看不能用，惟文物而已。二十多年前，國內還是百廢待興，誰手頭有點兒文物都急于變成現錢，香港的狀況雖好點兒也好不到哪兒去。整個荷里活道家家戶戶都是古董店，都是從大陸淘換過來價值不菲的文物。那時的藏家個個都是大爺，店家們都眼巴巴等待他們光臨開張。

徐先生是荷里活道的�？停�工作閑暇以逛古董店為樂。不喜歡收藏的人不知逛古董店之樂能有多樂；沒逛過那時的荷里活道不知那時的古董店有多囂張；用目不暇給，琳瑯滿目描述當時香港古董店的盛況只有不足，決不可能溢美。但客人大都來自于歐美日本，亞洲的買家象樣的沒幾人。在收藏界有個難解之謎至今無解，就是歐美日本一流富翁無一例外的都收藏，亞洲華人一流富翁無一例外都不收藏。徐先生自己說，他算不上一流富翁，因而收藏。我清楚地記著他對我說這話時的語氣，所有的內容盡在不言中。

用幾個億的資金建立一份收藏，又把這份收藏向公眾公開，表明徐先生的人生態(tài)度。徐展堂藝術館的成立在世界收藏界算是大事，展品之精不僅顯示了財力，還顯示了主人的眼光。以專業(yè)論，徐先生算不上文物專家，但其收藏的專業(yè)地位毋庸置疑，這緣于他商界煉就的觀察力和判斷力。那一段時間，資訊沒今天發(fā)達，涌入香港的文物良莠不齊，魚目混珠，鑒別對其收藏是一道關卡。

對沒有文物專業(yè)技能的人來說，依然有辦法鑒定。古人說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，完全徹底地講清楚了一個道理。徐先生的判斷只需對人，不需對物。他一旦遇到他認為好的藏品，他定會招各路神仙幫他斷案。他把博物館的專家、古董店的老板、江湖上的高手，都召至麾下，好吃好喝好待遇，為的是兼聽。

以耳代眼是鑒定另一境界，化被動為主動。人在江湖漂，誰都有軟肋，誰也不可能刀槍不入。尤其在風險極高的古董界，古董不能開口說話，沒有真假，只有新舊；今天很多的真都是歷史上的假，宋朝仿漢，明朝仿宋，清朝仿明，國人的今天與歷史的思路差距不大，憑的是眼力，玩的是心跳。

我記得在徐先生的辦公室內他請我看一件乾隆官窯。據他說爭議很大，讓他困惑。他告訴我有個德高望重的老專家看過，吭吭唧唧地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。他說，他不喜歡這種態(tài)度，真假先不論，人生不能是一團糨糊。聽他這番話，我顯然不能再是“糨糊”，我看過后明確表態(tài)，這件瓷器是乾隆官窯，而且是精品。我說出我的判斷一二三四五，徐先生當時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知道這是他的鼓勵，也是他不能自已的心情。

往事如煙，斷斷續(xù)續(xù)。許多自以為記得很清楚的情節(jié)猛得一想卻不敢肯定。對人生最無情的就是時間，一分一秒地積累，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最終畫上句號。我沒機會與徐先生聊過這些，我覺得這類話題都應是年長者與年輕者聊，帶著醒世恒言的意味。徐先生可能以為我們算是同齡人，雖有十幾年的年齡差，相同愛好可以將其抹平。而在我看來，隔著一個文化大革命，隔著一個一國兩制，我怎么與他也算兩代人，中間有一道鴻溝，難以逾越。

他那年親自帶我參觀他的藝術館，在香港老中國銀行的頂層。在這樣一個文化空間背景下，我是腳走得慢，心跳得快。我是一個遇事極冷靜的人，但一見文物就激情萬丈，不知前世從哪修來的德行。這些連我自己都不清楚因為什么，我形容自己早年對待擁有文物的感受是無法見諸文字的，永遠在臨界狀態(tài)，一觸即發(fā)，噴涌而出而無限欣慰。

我和徐展堂先生說過這些，他哈哈大笑，點頭稱是，他說錢在這個面前永遠是渺小的，不是每個人都有過這樣神奇的感受，到底是文人會描述。

那些年，我年輕，徐先生年壯，大家常有機會見面。后來，他入政界，工作忙了，我也為博物館奔波，瑣事纏身。大家雖各忙各的，但我常常能想起他，有時候查資料翻書還能看見徐先生送我書時寫下的豁達字跡。他突然走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常想起我，心中的感傷多是后悔，未能尋機多幾次面敘。這讓我知道人生不一定凡事永遠有機會。

我不能確定和徐先生最后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了，能確定是在他北京的家中。那是一座四合院，離長安街很近，走進房間假山流水，綠植鮮花，與喧囂城市立刻隔絕，一副世外桃源的境界。徐先生設家宴款待我，沒外人，能好好說話。與一個年長而又德高望重的人隨意聊天，應該算是人生難得的享受。共同的愛好使人生話題變得具體，傳統(tǒng)文化又是一根強有力的紐帶，沒參加我們的聊天也能感受長幼之間的融洽。

記住一個人的方式很多，角度也可能不同。徐展堂先生流芳千古一定因為他摯愛的收藏。在世界各地——加拿大、英國、澳大利亞、香港、上海、南京等等，都有他出巨資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展館。一個從小貧窮的中國人，在自己的文化面前如此虔誠，對中國文物如此一往情深，只有與他深夜長聊過的人能夠強烈感知。那一夜，是我們兩個人人生中的很普通的一夜，清茶香氣裊裊，假山流水潺潺，說的什么我已記不太清，可以記清的是徐展堂先生爽朗的大笑和手扶眼鏡拭淚的神態(tài)，還有桌上那幾件看著我們的文物。

2010年4月7日